巨变中的世界呼唤政治金融学--全球金融危机将届十年

理论的更新与时代的演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理论、政治理论都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学界与政治学界出现了罕见的互动局面。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政治学与金融学的学科互鉴之路走得仍非常缓慢，以致当前时代重大变化背景下却并未出现革命性的解释话语。时代呼唤“政治金融学”的真正问世。

政治学出现金融拓展迫切要求

　　根据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说法，用一条曲线来描绘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那么这条曲线的起点无疑是古希腊政治科学，之后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历程：在古罗马时代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经过中世纪的缓慢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得以飞越发展，然后在19世纪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最后在20世纪真正具备了专业特征，并在扎下牢固根基后开始突飞猛进。

　　推动这种知识进步的根本动力就在于社会实践与历史演变。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殖民地实现了国家独立。当时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约有3000多名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被派往亚洲、非洲、拉美和其他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就如何发展政治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生产了上千篇论文与众多书籍。比较政治学进而兴起。

　　政治比较研究的进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并产生了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政治学术思想巨变：一是美国学者取代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学者，奠定了各个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美国霸权”；二是产生了一批20世纪优秀的政治学者和一批传世经典，比如利普塞特、伊斯顿、阿尔蒙德、亨廷顿等，把比较政治学推向了顶峰；三是产生了一批新兴交叉学科，比如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等等。

　　这三大特点用马泰·多甘（Mattei Dogan）的概述就是，二战后到冷战期间，政治科学的主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化和杂化。比较政治学就是从这个专业化、分化和杂化的进程中走向了学术史的最高峰。

　　然而，比较政治学却欠了一大批“外债”。这批债务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集体性“债务违约”，其根本原因是政治现象不能全部用政治学来解释了。冷战后的两大现象超越了二战后比较政治学的解释能力：一是苏联为何会解体，冷战为何会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二是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为何如此之盛？

　　冷战后，一大批各类新政治学理论解释与学派分叉再次出现：建构主义、“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波”等等。这些比较政治学的新趋势立足于案例与背景研究，讲求跨国协作和国际网络的分析，但是这轮政治学的新进步很快就被证明是“走偏了”，甚至说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