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中的世界呼唤政治金融学--全球金融危机将届十年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在许多国家，既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都经历了几何倍数的扩张。在美国，金融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不到5%，上升到了2014年的约7.3%；在中国，这一比重在2016年同样达到了8.3%。可以说，金融本身已成为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独立部门，其强弱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强弱，也影响着国家的兴衰。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活动逐渐形成了对经济活动的引导甚至是控制作用。无论是银行、资本市场，还是风险投资、股权投资，金融部门的投资或放贷决策可能直接决定了哪些行业、哪些公司能够发展壮大，而另一些即使有经济合理性但无法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和行业则不得不自生自灭。大量的产品、资产已经被金融化，通过影响这些产品、资产的价格，金融交易可能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与利润水平。原油、煤炭、钢铁、农产品等重要的原材料或初等产品就是其中很好的例证，金融交易决定了它们的价格水平，而它们的价格水平直接影响到相关行业的经营状况，甚至直接影响一国的政策与政局。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资本的跨境流动频繁与密集化，成为国际危机的策源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但也失去了对本国经济的自主掌控能力。一旦外资抽离，资本流入国将面临本币购买力下降、产业崩溃、经济下滑的厄运。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既享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红利，又享受到了从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廉价商品，甚至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的操控。最近三四十年中，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恰恰说明了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猝不及防的严重伤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最终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却最先走出阴影，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等地的发达国家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借用其货币与金融体系优势，将危机转嫁于其他国家，又借助其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与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地位，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在这些背景之下，金融发展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这些关系，并发展新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金融实践。目前，经济学、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仍局限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金融体系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风险分散手段，促进了储蓄与投资，并让资本得以进入效率最高的行业和企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遭遇负面的外部冲击时，强健的金融体系与良好的危机处理能力，能够帮助经济体迅速恢复，回归正常的增长轨道。

　　然而我认为，金融除了对一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也能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同样，政治因素也对金融实践产生极强的干预力。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在大国博弈中正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有必要从政治的视角对金融学展开新的研究，同样，政治学也拓展至金融范畴。时代发展呼唤“政治金融学”研究走向前台。

　　在这个语境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融学覆盖内容将更为广义，包括现代西方金融学的两大主要议题——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关心的货币、信用与银行问题，还包括主要是国际经济学研究者所关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跨境资本流动、国家实力变化、国际地缘变迁等背后的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