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中的世界呼唤政治金融学--全球金融危机将届十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政治学界逐渐出现了集体困惑与大反思：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之后，从非洲、拉美到乌克兰、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政治转型几乎都遭遇了“大失败”？为什么在被认为是能够“创造好的社会”（罗伯特·希勒语）里金融会产生如此大的政治威胁？目前的区域政治危机，几乎都可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找到原因。基于此，政治学出现了金融拓展的迫切要求。

　　事实上，早在二战结束后，一批欧美政治学者就试图直接从纳税人视角，关注与政治相关的资金流动、公共财政配比的政治因素等，推进政治金融机制。但此后半个世纪，这批政治学者的研究谱系最终陷入竞选资金、政党募捐与反政治献金的微观政治研究中而无力自拔，更没有引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政治学思想潮流。

　　金融实践变化需要新理论解释

　　关于金融的两千多年的思考，一直在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范式内。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币能充当交换媒介与价值尺度，同时反对高利贷。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同样认为，货币的主要作用是便利交换，但也承认存在回款风险。这些思想无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了经济实践，集中表现在罗马帝国时期及中世纪的欧洲对放款收息的严格限制。

　　到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欧洲主张通过国家干预，限制金银出口或保持高额贸易顺差以获得货币积累，重商主义政策应运而生。这满足了资产阶级对货币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需要。然而，此时的金融手段仅仅是经济工具而已。

　　其后出现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了经济学与金融学互动的古典传统分析范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讨论了货币的起源与效用、货币流动规律、资本的本质、利息的来源等问题，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贸易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信用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则推动了庞巴维克、维塞尔、费雪、凯恩斯等关于货币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的讨论，包括利率的决定、价格的形成、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乘数论等，这些学说给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金融方法论。

　　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经济起落与货币政策变化促成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学派关于货币对经济的作用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争论。1952年，以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为发轫，现代金融学彻底地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数据的丰富与计算技术的提高。但数据与技术反过来也推动了金融实践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