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与哲学有着与“生生”之途不同的知行合一的“创生”之路

 　　刘悦笛撰文《中国伦理的知行合一起点何处寻？——论“生生”伦理与哲学何以可能》指出，“生生”具有创造性、过程性和生命性的三重基本内涵，生生大致就是指“生命的创造过程”(a creative process of life)，只是不同译者、释者和论者的侧重不同而已，但是大致不离“创生”“生化”和“生命”这三义。但“生生”伦理与哲学试图以生生为本，就要直面三个相悖问题：首先，生生的“创造性”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即无而有”；其次，生生的“过程性”并非仅是过程，而与“存有”互生；再次，生生的“生命力”不只天成其性，而重“人文化成”。 中国人的伦理是“做”出来的，它既不是“思”出来的，也不是“觉”出来的，它既不是来自理性的“理思”，也不是来自感性的“心性”，超越了所谓“知什么”与“知如何”之争，由始到终皆归践行。“生生”作为伦理之本，乃至以其为基础建构中国哲学的尝试都是值得商榷的，中国伦理与哲学有着与“生生”之途不同的知行合一的“创生”之路，因而生生转为创化生成之“创生”似更为妥帖。中国伦理绝不是少数文人心目当中的心性化的信仰所能统领的，而是由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塑造与积淀而成的，这才是彻底的中国道德践行之道。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