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愈写作的出场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语境

 　　葛红兵、李枭银撰文《疗愈写作:抵御创伤的文学实践》指出，自1837年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提出“创意写作”概念以来,疗愈的价值便已潜隐其中。然而在创意写作的学院化历程中,指向市场的“创意性”不断得到重视,指向人内心的“疗愈性”却渐受遮蔽。直至近些年,创意写作的学科版图又重新肯定了“疗愈性”的存在,人们才意识到完整的创意写作应当是“向上机制”的“创意性”和“兜底机制”的“疗愈性”的统一。事实上,“疗愈性”的回归并非出于部分创意写作学者的主观意志,而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语境。具体而言,推动疗愈写作出场的动力主要有三。首先,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其理论的文学化征用,为疗愈写作的出场奠定了最为基本的理论合法性。20世纪初,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提出了以“力比多”为基础的心理动力学说以及针对如歇斯底里症等精神病症的精神分析治疗理念。心理学对作家群体的关注推动了文学创作、自我表达向治愈、改善创伤的腹地深入,为疗愈写作的出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其次,以治愈“战争创伤”为目的的写作实践构成了推动疗愈写作出场的第二股推动力。20世纪初,在美国掀起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思想家、心理学家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引领下,以默恩斯为首的文学教育者们开展了名为创意写作的创意教育实验,强调肯定自我表达、祛魅教学权威,以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与实践思维打破作为客体的文学中心论和具有精英意味的作家主体论的思想困厄,向每个普通个体敞开了文学与创作的表达之门,为疗愈写作的早期实践奠定了基础。再次,20世纪晚期,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领域为几近陷入沉寂的疗愈写作带来了新的应用情境,写作治疗作为一种专业的、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为疗愈写作的当代探索提供了新的助力。

摘自《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