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永康,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为了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李渊试图调和“禅让”与“革命”两种模式,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他一方面标榜自己为隋尽忠,匡扶隋室,大体遵循魏晋故事实现隋唐禅代;另一方面,他对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魏晋禅让的实质是欺天窃命、假诏自媒的不义行为,他试图引入“汤武革命”模式阐释隋唐易代,将太原起义与武王伐纣、刘邦“诛暴秦”相比拟,以“诛暴隋”来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由于“禅让”模式与“革命”模式的内在矛盾,李渊最终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自圆其说。隋唐易代到底是“禅让”还是“革命”,李渊内心颇为纠结,这一心态贯穿于《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历史叙事之中。正因如此,《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被《隋书》和实录所重新建构的隋唐禅让历史观取代,武德时期浓厚的隋唐革命意识被官方有意隐没。李渊所主导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虽然被李世民弃而不用,但他对魏晋禅让模式的批评依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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